1、北京电视台的中华文明大讲台，一个武汉大学的教授在说唐诗，这里面自然熟人无数，不过越听着配乐越觉得耳熟，而且是全面的耳熟，每段都挺熟，突然想起那时四年前十月还在玩《轩辕剑》的时候的音轨。

2、谢晋先生走了，在三年前的十月，我到过这位先生如今故去的地方，也就是他的家乡上虞。当时还听到当地人提起过他是东山再起的谢安的后代，捎带手也提到过俺们谢绳武同学也是后代，辈份还比谢导大一点儿。

3、海上石油工人李小加同学，现在的身份是JPMorgan中国区老大，现身CCAV的华尔街风云，讲得那是相当的好，把次贷这点儿事儿掰扯得那是相当清楚，那位老兄也是相当的牛。话说大家上中学那会儿当挖石油，海上无聊吧就挺VOA（也可能是许国璋英语，反正把英语学了），恢复高考考上厦门大学。毕业之后到China Daily工作，和老婆一块儿申请出国，在材料用了现在我们申请常用的一招——哭穷。“老子我就是没钱，你们要是狠心收我申请费就算了”。结果还真有个学校要了他们，到了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读新闻——除了Reese Witherspoon的电影和Martin Luther King的演讲里中国人估计都不怎么能听到的阿拉巴马。学校给的奖学金不够，刷盘子刷到快毕业那会儿，突然说“老子不读新闻了，读法律吧”。接着申请学校，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他之后，他说不能来，人家特nice一教授问他为啥，是不是被哈佛要了（其实是要去北卡），他继续哭穷“老子我就是没钱”（又来了）。人教授跟他聊了聊，发现确实是一有志青年，一狠心，居然帮他把钱搞定了。这之后的事情大家都能猜得到了，律师，投行。他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两年前的十月他在交大吹牛，那是我那年唯一听的一个宣讲会。

4、一年前的十月，我被甩在寝室不能去亚特兰大的Outlets败家，还在博客上写了那片莫名其妙的文章；如今，北京的新家附近就造了一个叫“奥特莱斯”的东东。不过这个东西在国内还是不太好做，最主要的竞争因素就是价格，而在美国，经营者是品牌所有者本身，国内还只是经销商，加上运输、场租一系列费用，成本上优势不大，如果不能保证大的折扣的话，又是过季的，就不一定拼的过大商场了。如果经营不规范的话，相当有可能沦为秀水之类的卖场，而且还卖得还比秀水贵，跟你说这是真货，本来真货和假货就没那么大区别，甚至就是一个地方出来的。中国人买东西讲究人气，喜欢扎堆儿，口碑如果坏了，就修不好了。

京城的小吃，多为满清入关后繁衍，而民间更成为近百年来的重要力量，越是看着不怎么干净、门面不怎么起眼的小店，越可能出类拔萃，反而口口相传，门庭若市。

东直门芦月轩的羊蝎子，光是骨头上的碎肉便已够你填饱肚子；要想吃炒肝儿，鼓楼一拐弯儿，姚记；鸦儿胡同边儿上王胖子家的驴肉火烧，有道是“天上龙肉，地上驴肉”； 昔日工体今日航天桥的九花山的烤鸭，唇齿留香，限量供应；满街都是却基本失传的卤煮，只有早年间在东大桥蓝岛一个摊子吃到过好吃的品种，没来得及考察平安里的小铺；家里做的炸酱面，须得用凉水过面，黄酱配合甜面酱小火慢炖做底，蒜香，辅以鸡蛋和三分肥七分瘦的肉末，以及豆芽、黄瓜等面码，方才粉墨～

跟亮先生喝过咖啡之后，觉得北京的土壤比上海更适合装小资。

有时候也要不和谐一把

在本篇中，“我校”指代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东北片某高校”指代复旦大学。众所周知，我校和上海市东北片某高校作为rivals，从来就没有过太好的关系，这样不好的关系更多的是文化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而非民间的。众所周知，鉴于上海市高等学校新闻系普遍较为孱弱的平均水平，上海市东北片某高校新闻系的毕业生的力量控制了不少该市的主要新闻媒体。

照例，双方都很不给对方面子。上海市东北片某高校官方的说法是，该校校长王某某是上海市高校校长中唯一的一位奥运火炬手。我校官方的说法是，我校是奥运火炬在上海经过的唯一一所高校。而真实的情况是，我校牛Title一大堆的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德国科学院院士、亚太物理学会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杰同学正是火炬进入我校校园后的第一位火炬手——所以，对方说谎。而奥运火炬在上海的总跑动传递路程是二十多公里，其中五公里多是在我校校园内进行，而上海市东北片某高校仅仅是路过校门口几分钟而已——所以，我们也不厚道，但是也不算太错。So，我们这次倍儿有面子，他们很郁闷。

很久以前，我以为那些媒体的错误报道是无意为之，直到经历了大学四年文汇报（俗称某校校报，新华社这样的中央媒体还有上海的新民晚报就好些）的洗礼：我校的科技成果被冠以上海市东北片某高校的名字；为了尽量少让我校的名 字出现在头版，头版某新闻显示“下转第八版”，翻到第八版，我校的名头赫然顶格显现；还有一种不露痕迹的方法，是报导我校内容的新闻大标题写成“上海科学 家”或者“上海大学生”或者“上海市西南片某高校”云云。至于涉及上海市东北片某高校的文章，可想而知，不言而喻。所以，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这些上海市东北片某高校新闻系的毕业生。在这个方面，我校是受欺负受惯了的，其实我本来对上海市东北片某高校并不十分了解，只是该校的新闻系毕业生让我对其印象越来越差。小气、阴险、逻辑水平差和热爱母校是比较适合该校新闻系毕业生的评价，真是玷污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光辉形象。因为我的读者中或许会有上海市东北片某高校的校友，我并不想开罪你们，你们都是好筒子哦，所以我只说贵校新闻系，而并不意指贵校的其他部分。 但是我们还是很有心理准备的，事实证明，尽管在现场直播部分我校不可避免地占据了比较大的比例，大家还是可以看到，如果只看电视台事后的新闻报道，一般老百姓还是有可能会认为上海市东北片某高校是火炬的主要传递点，而仅仅是途经我校——这也不意外地引起了我校同学的不满，加上转播时一个叫唐蒙的家伙说错话，就有了大规模的学生向上海电视台打电话问责并施加压力的事件。当然可以并不太过介意，然而却不容易毫不挂怀。

为什么要发这牢骚呢？

发牢骚要有理有据有节，之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类比——咦，我校在被上海媒体报道的问题上是不是有点儿像中国被西方媒体报道的问题？尽管是不同的维度和方向。

回到乡下

发完牢骚，心里就舒服多了，时隔十个月重返上海乡下还是倍感亲切，由于此次火炬传递23号晚上开始交大的各个校门就已经被公安而不是校警包围，查询来往人士的证件（要求身份证+学生证）——这对于已毕业的学生来说是很麻烦的。定下了“不顾一切、到闵行去”的作战策略，经过艰苦而紧张的联系，我总算玩儿了一回上层路线，幸运地在晚上之前从校长大人那里搞到了四张校内工作证，此后小白同学开车带着我们进出学校，奇屌无比，招摇过市，不在话下——尽管我们在24号发现看饮水机的阿姨脖子上也挂了一个相同的牌子，这是后话。门口的新疆餐厅似乎质量有所下降，学术活动中心也人满为患导致我们不得不露宿学联办公室的椅子上。成全同学抱了一本银行考试的书昏昏睡去，剩下的五个人（Andrew同学、Jefferson同学、Zachary同学、小强同学、小叁同学）守着一个Cashflow的棋盘上掷骰子的游戏，通宵达旦，乐此不疲。

除了那些不和谐，日子还是美好的。之所以要回来学校看圣火而不是在其他任何地方只是出于情感诉求。故而当校长高举火炬挥手跑来的时候，我的肾上腺素又分泌了一阵子，于是一大堆人跟者不同的火炬手在学校里狂奔——他们显然奔地比电视上快，以至于我们实际上跟起来还是很累的。一共校外7棒，校内55棒，从东门入，在交大里跑一周，从凯旋门出，于是看了起点之后我就只好等在终点。还是记忆中的那个模样，除了新的图书馆，除了新的社区运行或许会更接近成熟，等树木都长高了就是一个气魄很美妙校园。回头更新照片吧，回来的地铁上竟然困得睡着坐过站了，不过自然还是值了。

为什么我的眼里会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特殊的矛盾的西藏和作为普通人的达赖十四

离我们最近的历史，却往往是我们最看不清楚的历史。

不过这一段记录的文字却也尤其多，比如达赖十四（下称达赖）的自传等作品N本、中共的说法，还有很多当事人的回忆，我们就可以对照着看。（注三）新中国成立伊始，西藏政府开始担惊受怕，寻求美国、英国、印度和尼伯尔的援助，但是此时不可能有国家予以公开支持。而中央政府在解放前不甚作为的作为和国际认同成为很重要的前提——这就是说，大部分大家都会认为，西藏也像以往一样加入新的中央政府，是一件自然的事。考虑到西藏的决定特殊情况，中共需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那么特殊在哪里呢？西藏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离毛爷爷很远的下一个征服目标，这片土地的特殊性在于：一、种族的纯粹性，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行政省级的区域有着百分之九十甚至九十五以上的操着我们听不懂语言的同一少数民族居民；二、此前达赖十三的各项改革里，唯独没有涉及一个关键的利益分配机制，所以这是世界上罕有的保留着农奴制度的地区；三、这是世界上罕有的政教合一的地区；四、这里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相信着这个世界上更加罕有的“现世神”，而绝大多数中的大多数以达赖喇嘛为信仰。

所以毛爷爷的策略是，小打小闹，架枪上炮，威逼利诱，和平解放。1951年，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与中共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俗称“十七条”。这里面规定了西藏的这些农奴制都不变，达赖等人也还是有西藏的统治权，计划成立自治区。于是大家开始了蜜月期。对于中共来说，新的政权稳定是最重要的，我认为在他们会给西藏上层大多数物质上的好处。而对于西藏人民而言，却又是不同的滋味。站在我们的角度是一回事儿，站在藏民的角度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儿。达赖自传中口口声声称解放前的西藏为独立国家——单从封闭的运行模式来说确实容易让人相信这一点，那么西藏人民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也十分可能相信是西藏本来就是那样的。西藏总共大致有四种人，一种人是原来的领主，他们面临权力和财富的分散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以及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屈辱——我妄自揣测他们确实有理由这样思维。一种人是普通老百姓，对于他们而说，在不改变农奴制的情况下，习惯于服从一个统治的同时，又来了一个，想法单纯，容易被煽动——兴许他们原来不觉得什么，但是僧官们都说这是“惨无人道地被中国侵略”，他们也就突然爆发出反抗的热情来。当然还有非达赖系的藏人，比如班禅，但是势力和话语权远远落后。

还有一种人，那就是达赖本人，我认为有必要把达赖喇嘛和其他当权者部分地割裂来看。由于我们在国内见到的宣传过于脸谱化，我们不妨把他首先作为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阴谋家来考量。达赖作为法定的菩萨化身，理应想得多一些，他确实是不可能只考虑自己这点儿利益的，中共给他们带来的变革会大于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时期——这使他不得不好好考虑——然而，他却没有多少选择；同时，作为一个不满十八岁的少年，他的行事也会受到身侧人等的左右，像他的哥哥那时候就是一个较为成熟的有美国背景的小政客了，他内心中想必也充满了佛法无法化去的彷徨。带着这种彷徨，1956年，他和更加年轻的班禅在北京见过了一众大佬，面子上称兄道弟，被封为人大副委员长和常委；带着这种彷徨，1958年，他借着纪念释迦牟尼活动的当口滞留印度。同时，中共喜欢开会的处事风格和他在中国各地的所见所闻也让他不喜欢。蔓延到西藏以外的所有地方的社会主义改造最终让矛盾爆发在1959年。阿沛的回忆说是达赖提出要去军队看戏，而达赖的自传的说法是中共邀请他去军队看戏——这里面肯定有一个人在说谎。达赖说，中共说看戏只许带两三个贴身西藏警卫——这个说法是不言自明地值得怀疑的。之后便发生了藏人集体请愿说中共会劫持达赖，求他不要去看戏——此后请愿演变成了武装暴动，再后达赖等一干人出逃印度。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先说西藏这边。于是中共迅速开始了对西藏的改造。连风向偏藏的王力雄先生也承认，60年代农奴翻身做主，是他们而不是汉人亲手毁坏寺庙、放弃信仰——或者说有了新的信仰——毛爷爷——这个说法是不虚的。尽管经历了文化革命，中央对西藏的主权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大和稳定。拨乱反正开始后的1980年，胡耀邦的新政是保护西藏传统文化、免税、加大拨款等等，甚至包括令人瞠目结舌的“汉族干部要让位给藏族干部”。经济发展、庙宇重修、和尚回去念经，看起来好的政策却带来了西藏的第一个看不见的矛盾——信仰危机——不是失去信仰，是好不容易信上的东西结果人家告诉你不用信了，宗教自由嘛，乖，该重新信佛就信佛去——那是不是说我信了几百年的东西被错误地抛弃了？那之前的所作所为真是亵渎神灵，罪过啊。天哪，崩溃。这个矛盾的反噬引发了西藏对达赖的怀念、崇敬和忏悔——这是很理所当然的。

西藏的第二个矛盾在于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西藏老百姓原来是什么样的？教育落后，任劳任怨，叫你做奴隶就做奴隶，反正佛爷说这是为下辈子做的事儿，该做，所以心安理得，虽然制度很破却也没见着多少起义的。这叫什么？这叫效用函数不一样，人就觉得干这个舒坦。90年代以来经济也一路小跑往前赶，家里有了电灯就意味着少用油灯（这是传统生活方式），有了热水器，就不会多少年才洗一回澡（这也是传统生活方式），有了汽车，自然就少骑马了（这还是传统生活方式）。几乎所有文明在发展时都会遇到这对矛盾——如今保存传统生活方式竟然成为了的攻击对象。

说罢西藏，再说说西藏外面的达赖。

关于达赖，我们一定不要先一棍子打到他，看看他自己的讲话到底说了什么。

“西藏留在中国，至少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方面可以受惠……”（1974）
“将整个西藏变成和平非暴力区，停止中国的人口迁徙政策，这项政策威胁到西藏人的生存……与中国结盟的西藏必须是将中国所有藏区统一在一起的‘大西藏’……”（1987）
“建议中国继续负责西藏的外交，在西藏设置有限的军事防卫设施，一直到地区和平会议召开，将西藏转变为中立的和平区为止……”（1988）
“西藏和中国过去是两个不同国家，是一个既定事实……”（1992）
“西藏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55个民族中不仅是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让西藏民族能够真正当家做主，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是我唯一的愿望，而这一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是做了明确规定的，是可以实现的……”（2006）
“我向汉族同胞们保证，我绝对没有让西藏分裂出去或是在汉藏民族间制造矛盾的图谋……我关注的是西藏民族独特的文化、语言文字以及民族特性，并使之得以延续与保护的问题……”（2008）

可以看出，达赖是很有逻辑的，他的逻辑是中国和西藏开始并不是一个国家——那时候有必要争取一下独立——现在木已成舟这么多年了——我们也应该与时俱进，那就结盟吧——结盟说到底也是独立啊，中国发展不错，再退一步，高度自治吧——靠，还不行，军事外交中国都负责——在中国宪法框架内，高度自治——怎么就不信我呢？我保证，保证……

关于他出逃的真实原因，他本人事先有没有计划，里面有没有美帝国主义在趟浑水，中共到底做了什么，都已经不能确切的知道。还有一个我不去那个知道的是，他当年对中共的态度，从当年他有文字所记载的言语来说，他曾经很亲共，曾经想大干一番，曾经崇拜毛爷爷，可也能解释为虚与委蛇——我认为两者都有可能说得通，不过看着纪录片里他1956年在北京意气风发的样子，个人更倾向于那时候他可能真的是那么想的，无奈各方势力——他不是一个人。唯一我可以做判断的，是这个东西必然不是民众自发的，其中原来的既得利益者少不了干系。总之，他走了。

如果看光看达赖的著作和演讲，我们能发现他的语言和思想水平从1962年开始就相当了得，抛开不同时期著作内容上有矛盾的地方，不难把他与“伟大”联系起来。不过，达赖十四在其自传中叙述西藏历史问题明显优势偏颇，比如不提达赖这一称号的来源，不提有奴隶、只讲有农民，不提清政府军队进入、却说顺治给达赖西藏国王的礼遇以是出于清朝皇帝和达赖的私交，显然是选择性失忆了。

我们自己既然不信仰他，就没必要把拿他按神的标准来批判。错综复杂的文献使我们难以对一个人做出绝对客观的评价，太多东西被淹没了，而且人本身就是复杂的，说不定这会儿好，那会儿不好，他毕竟也是一个人，一个普通人，也有家国情仇，也有乡愁别绪，也有嗔贪名利——也许，只是没我们假设得那么坏，也没老外眼里的那么好，而已。

注三：本文分析框架内所采写的有关达赖十四的大多数言论仅来自于他本人的作品，其他属于推测的都有说明。

记得以前坐火车的时候遇到过由于交大学生证做得不好而被歧视学校的事件，当时我就对自己说，这种时候我自己的激愤反应说明，我真是爱交大啊；最近国际上出了好几档子事儿，我又知道了，我还真是爱我的祖国啊。当然我无需说明这是不是真爱、到底有多爱，这就像对老妈老爸老婆的想念一样，说出来了，你就必须信。

最近主要发生了两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一个是西藏的暴动；一个是奥运火炬的传递。真相不容易被发现，因为真实的历史并不为人们所全部书写下来，如何“拨开迷雾见未来”（注一），成为了历史学家生命的意义所在。这个伟大职业是我少年时代的最大憧憬之一，如今就民间一把，通过对来大量（真的是大量）自各方面的资料的学习，尝试着把涉及历史的问题说得尽量简短且接近我认为可能是正确的理解，不是正经论文，参考文献也多杂，版权意识也淡薄，见谅见谅。

西藏的前生今世

如果大家的中学历史教育还留下点儿作用的话，我们就一顿狂奔到公元7世纪，两个著名的人物，统一了西藏各个部落的吐蕃国国王松赞干布娶了唐朝嫁过来的美女文成公主，史称“文成公主入蕃”。文成同学一时间也是母仪天下，把唐吐关系弄得不错。以我的理解，那时候大唐和吐蕃的关系类似于很多其他宗主国的关系，相当松散。

吐蕃的和平繁荣大致维持了两百年左右，旋即陷入分裂的小部落。1247年（注二），西藏归顺并在后来成为元朝的一个行政省。按照藏传佛教的说法，佛教是先从天竺传到汉人堆里，后才传到西藏的，入藏以后得到发展并且分成不同的派系并且扯上政治。话说格鲁派这一支相当兴盛，于16世纪得到了当时蒙古人的扶持，敕封索南嘉措（所有的达赖都是叫什么什么嘉措的）为达赖喇嘛，是为达赖三世，于是乎又往前追溯了两个，也就是他之前的转世和格鲁派领袖宗喀巴大师的弟子，就有了二世和一世。

而班禅是从达赖四世开始培养他的罗桑却吉坚赞（班禅的名字就没达赖那么齐整，尾数是什么的都有）开始的，此人被封班禅四世，也往前追了三个，其中宗喀巴大师的另一个弟子成为了班禅一世。

达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而班禅是无量光寿佛的化身了（常听单田芳爷爷评书的人应该对“无量寿佛”这个说法有些印象）。关于连个佛爷谁更牛的问题，可以参见考拉同学的文章《必定输的博弈》。转世规则基本如下：班禅和达赖都是去世了一个才能转下一个，所以不可能生前确定接班人，只有些方向性的指示；由于上面的规则，经常出现一个活着的班禅或者达赖帮着另外一个刚去世的达赖或者班禅找转世的情形，找到了还有可能做他的导师（即“达赖班禅互为老师”），然而这不是规定；从清朝乾隆的1792年开始采用“金瓶掣签”，以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抽签决定转世灵童候选人中的真命天子；在很多时候，中国中央政府可以宣布免于抽签；所有达赖和班禅都要有中国中央政府的任命。

经过17世纪头几十年的各种冲突，达赖五世实际上掌握了西藏的统治权，政教高度合一。到了康熙年间，达赖六世年幼，西藏摄政勾结准噶尔蒙古部落，而准噶尔是清朝的敌人。康熙派大军去做了后者，同时也意识到西藏对自己统治稳定性的意义。1719年，康熙与达赖七世签订协议，清朝派兵驻扎西藏，西藏正式纳入清朝版图。此后为了权利制衡，清政府让达赖负责前藏地区（包括如今西藏、云南、四川的一部分），常驻拉萨布达拉宫，班禅负责后藏地区（主要是如今西藏的其他部分），常驻日喀则。

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事情对西藏的主权归属问题应该说是比较值得重视的。

1911年，辛亥革命，清亡。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宣言里面把西藏算进来了。可是当时的中华大地四分五裂，仅仅是民国的一厢情愿也不无可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最关心的是当时西藏政府的态度。当时的时代背景怎样呢？这里面利益相关方包括西藏政府、中央政府、英政府还有俄政府。中央政府主要是国民政府，在很多场合都强调对西藏的主权，其主要目的还是从法理明确地位，增强国际认同感，实质上由于战乱基本上和西藏的联系仅仅限于和西藏政治领袖的一来一回。英国和俄国都是列强，对其在西藏可能的利益已经觊觎N久了，时不时得就做点儿小动作，觉得机会来了就怂恿怂恿。其中英对藏的影响最大，签个什么条约总是想加上什么“中国政府不得在西藏殖民”这样的内容，西藏相对中央越独立，英就越可以施加影响。而在英国的挑唆下，汉人与藏人的关系一度恶化，主政的达赖十三世也两次逃离西藏，一次到了蒙古，一次到了印度。据我掌握的各方面资料来看，达赖十三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对他的评价也很不统一。我的看法是，起初并他不希望搞什么独立，后来清政府在对英出战问题上的政策让他失望，之后又受了不少英国方面的鼓动，动摇应该是动摇过的。后来由于中央政府疏于管理，他在动荡之中选择了他认为对西藏好的策略，发展军事、经济、医疗等方面，亲过英，但也不愿西藏自身利益的丧失（比如马克马洪线），而且在1913年、1928年、1929年、1930年都有他或者噶厦政府对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文字表述留下。而在达赖十四自传中提到的”他（达赖十三）阐明和界定了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我粘这个不会被在国内和谐吧？）这一说法也并不成立。

所以我的结论是，1911年到1949年，本身就天高皇帝远相对闭塞的西藏地区政府基本于独立运作，但是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事实，相反倒留下了不少参与重要中央政府政治性会议的证据。

注一：该文字是《Harry Potter》里占卜课教材的名字。
注二：一说1246年，我手头资料不足以确认此问题，但无碍观瞻。

一周以前，第二次踏进了Ferst Center，初来这里是研究生院的Orientation。对于能够把身体以外的部分运用得如此纯熟的家伙，我向来是怀有敬意的。估计很是悦耳的音符从他指尖划出，特别是对我这个音乐白痴来说。在听的时候，我一直在考虑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现在受大家仰慕的是这些个人？为什么是演奏者而不是谱曲者？拍拍脑袋想来，记忆里的大师似乎都是后者居多——即使他们也能进行出色的敲击。记得一个蛮赞同的观点是，音乐史是以作曲家为主体开创的历史，而好的音乐应该是不受任何乐器制约的——尽管不同道具带来不同程度的享受。这是一个没有伟大作曲家的时代么？在这一点上，我徒弟无疑不逞多让。

他弹了那么多Chopin同学的调调，想必在学习过程中也曾了解那个时代的种种家国天下的苦难与彷徨。所以第二个问题是，钢琴家在演奏的过程中，真的有像教科书上说得那样去融入他人感情地想、或者说有时间去融入他人感情地想这些个东西而不是只顾着集中精力去弹么？

作曲家本意是为了表达和交流情感而留下这些旋律，那么总体上说，记住他们的意图通常识有益于提高自身欣赏水平的。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可不可以像解读Hamlet那样不凭借这些背景来更纯粹地解读古典音乐呢？这里面存在不存在一个“好”或者“不好”的问题呢？比如在他返场后的那首，我就由于视觉疲劳改成了仰望天花板，当时恰好外面雨水噼里啪啦地落在上面，夹杂着他愈加激烈的“愤怒”，在我听来场景突然就变成了《The Lord of the Rings》里Boromir（就是人类的那个想抢戒指的那个）被兽人一箭一箭射死仍屹立不倒的悲壮。而后来雨声和琴声又忽地转悠，便似他的躯体放在木棺中顺江漂去。

叁天以前，我为了一张便宜的飞机票不得不独自在亚特兰大的机场过夜，本打算是看看论文，没想到旁边一个壮年男子让我帮他看下行李便拉开了这一晚上的家长里短。他更衣回来之后就开始嘻嘻哈哈地跟我扯，可是我始终对他含含糊糊提到的他的祖国毫无印象，但又怕再问不礼貌，只得答应着。他眉宇间依稀的Fernando Sucre的音容笑貌让我推测他大概是南美或者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人士，从他回国需要九个小时看来，南美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于是我问他：

“你说西班牙语吧？”
“是啊。”
“那正好，我明天要见个阿根廷人（这也是实话），你教我几句日常用语吧？”
“好啊。”
“帮我写一下吧（递过纸笔）。”
“你想学什么呢？”
“你好怎么说？”
“Hola!”
“谢谢呢？”
“Gracias.”
“怎么回答谢谢呢？”
“De nada.”
“下午好呢？”
“下午好、晚上好和早上好分别是Buenas tardes、Buenas noches、Buenos días。”
“这样啊，那这个和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有什么关系吗？”
“Buenos就是好的意思。”
“再见？”
“Adiós”
 
。。。。。。若干回合以后，我目露凶光，嘴角上撇，抛出了杀手锏：

“你们国家的名字用西班牙语怎么写啊？”
“Antigua Guatemala.”
“Gracias!”

危地……马拉……？好家伙，为了弄清楚您老从哪儿来的，我容易嘛我。他说他在田纳西州做建筑工人，这次回国看老婆孩子请了两个月的假，没有决定之后还要不要回美国。他说他们国家一共只有两三所大学，大部分人都不上大学的。他说中国在印象中很好。他说他在巴西、智利、委内瑞拉、秘鲁、古巴等国都有女朋友（我问他：Are you collecting girlfriends from all of Latin American conutries?），现在还有，但是他说他爱她老婆。他说他老爸让他学英语他不学，现在才佩服他爸的远见卓识，顺便，他的英语是三年前他的某个女朋友交的——他们由于被他老婆看到分手了。他说了他们家谁好吃懒做，谁在哪里上班，谁最喜欢什么东西，我想还南美同胞还真是热情，相比之下，我给予他的信息仅仅是，我是Georgia Tech的经济系学生来准备去华盛顿讨论些个学术问题，我没有交过拉丁女朋友而且我的女朋友在中国而且我很爱她而且我就她一个女朋友。

他给我留了电话，还说让我去他故乡的时候住他家里，我感动，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兑现。

两天以前，我和Kevin的中学同学Ted同学（加一句，就读于George Washington大学经济系的Ted实在是一个太好的人，趁他看得见好好表扬下，待人热情有幽默感做菜也是很赞）一同拜访了Bill Clinton、Allen Iverson和全名是Dikembe Mutombo Mpolondo Mukamba Jean Jacque Wamutombo的老得连自己年龄都不知道的火箭队人人都爱的非洲大山、四届NBA最佳防守球员、八次入选全明星阵容的穆托姆博穆大叔的——喘口气，的母校——Georgetown University。在寸土寸金的华盛顿地界，Georgetown居然拥有这么大块完整的土地，高低起伏的教会风格的华丽建筑让我们俩望眼欲穿，校外还有一条大河相伴，名校气质彰显，只好Cosplay大叔摇手指的动作以示崇拜，纷纷商讨转校的可能性。

明天以前，我正在Ted的家里写下这些文字。 明天，我将从杜蕾斯（Dulles）重返现实世界。

窗外是静谧的午后，最近几天偶尔会会淅淅窣窣一番，进一步引起我对年幼的时候外面是暴风骤雨、屋里却安宁祥和的奇妙感受的记忆。最近在压力和郁闷两样物件的作用下产生了压抑，我敲击出这个单词时，心里忽地有种释放的感觉。教导者们说，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啊，可是我想如果有人的天性就是压抑呢？不敢继续编下去，心中猛地刷过闪灵和午夜凶铃的场景——并不是说那些事情的发生是因为他和她的天性是压抑的，而是如果真的是天性压抑，没准儿就离发生那档子事情不远了。

双手交叉，摆放于在胸前，胸口在身上，身子在床上，床？那就不用说了吧——自然在地上。一天，就一直那么趟着，言语和文字果然给人以不同的感受。我重视细节，却拙于细节的描写。在读小说的时候总是想，他们正常的时间都在干嘛，他们也得柴米油盐酱醋茶吧，我怎么不觉得他们有功夫为这些叮叮当当奔波呢，看吧，咋就现实了。不由得想起过去自己三年前说过的一句话，最可怕的事情就在于从此需要面对一个价值判断标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世界，比如小时候同学们都觉得男人写文章要拽，写字要帅，长大了没多少人再觉得写字好看是特大一个优点，甚至于没有什么理由和机会让自己好好写几个字给别人赏析一下了，人们只剩下那些对可以做得出漂亮报告和精彩演讲的家伙们的膜拜。

突然冒出初中写周记经常对不同的相同的语文老师反复用一套说辞：回顾过去的一周，身体上伤痕累累（大概是我那个年代三天两头发生脑袋撞到柱子上、走路摔跤、被球砸到之类的事情），学习上大约也是如此。

我国台湾省人，或者说台湾的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和我们还真不怎么一样，尤其当我的参照对象是大陆大城市里的天天忙着实习的商科学生，以及台湾的理工科学生时候，这种反差便尤其显著。台湾那边儿管考研叫做考研究所，研究所这个称谓单独拿出来说很有些拔高学术的意味。不过但说着一层，我还是很喜欢这个说法的，起码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不同于学士学位阶段的另外一种紧张而悠闲的生活方式——不为其他生计辛劳，单纯泡实验室、泡面、泡咖啡，偶尔也泡妞。如果让我再说下去，我就会说，我在台湾也待了半年多了云云这种谎言开始语无伦次。